穿上“盔甲”后，他们尝试续写新人生
初夏午后，阳光有点晃眼，河源市和平县残联门口，骆美新拄着拐杖，头不停地往外探。
一个多月前，省残疾人文体与康复辅具中心的假肢矫形师、矫形器装配师来到这里，为骆美新和其他肢体残障人士进行了脚型的测量、取型。从那以后，他跑了三趟镇上打听，“省里的医生来安装假肢了吗”？
2024年3月末，广东省残疾人文化体育与康复辅具中心前往河源四个县，开展残疾人假肢矫形器适配活动。
在我国，像骆美新这样的肢体残疾人的数量有1700多万。假肢和矫形器，可以给他们重新生活的支撑和力量。但好的辅助器具，不仅造价不菲，如果装配不慎，还会变成患者的“刑具”。
广东的辅具适配补贴政策，让更多人拥有了与身体贴合的辅具，也让他们有了新的“盔甲”，可以在一个陌生框架里，尝试续写新的人生脚本。
重新学习行走
在女儿眼中，61岁的骆美新犟了一辈子。他患有糖尿病，医生叮嘱不能喝酒，但他总喜欢呼朋唤友，一天三顿地喝，加上种种并发症，脚肿了起来，骨头发生了病变，最终不得不截肢。从此，他见人就抹泪。
61岁的骆美新第一次做假肢，矫形师帮他取模。
这天，终于到了调试、安装假肢的日子。老骆穿上新买的黑皮鞋、擦得锃亮，西裤熨得平整妥帖，灰蓝色Polo衫光滑细腻，如蓝色湖面泛起粼粼微光。
在矫形师钟正科的帮助下，骆美新的一截右腿穿上了起支撑作用的圆柱形接受腔，再将接受腔嵌进假肢中，塞进鞋子里。
“会不会太紧、太高？我帮你调一下。”“放松，别害怕，关节先锁住了，不会摔倒。”钟正科鼓励老骆站起来，一点点帮他调试假肢的松紧、受力点和倾斜角度。由于他的新皮鞋前后跟有高差，调校出来的效果可能不好。在钟正科的提醒下，老骆的女儿赶紧跑到县城，买来两双健步鞋。爱漂亮的老骆第一次穿上平底的鞋子。
老骆的女儿赶紧跑到县城买来两双健步鞋。老骆穿上平底的鞋子后，使用假肢起来更加舒适了。
借着拐杖的支撑，老骆缓缓站起来，盯着陌生的右脚，兴奋又好奇，抬起又放下。
站起来只是第一步，距离能真正行走，还要付出许多努力。
“就像婴儿一样，重新学习行走。”付艳鑫说，穿上假肢之后，走路从用脚底板受力到用残肢受力，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这，会感觉变紧变痛。患者还要克服心理的恐惧不安，学习不依靠支撑，掌握平衡。
在矫形师钟正科的帮助下，骆美新尝试使用假肢走路。
在康复训练机构里，如何用假肢走斜坡、爬楼梯、踩单车、上跑步机，都有针对性训练。回家之后，患者也要再适应热闹的场景、不平整的路面等等。恢复快的话，3至6个月大脑就能重新适应假肢的存在，达到人腿合一。
等习惯了用假肢走路，老骆很开心又能到处去找自己的老友叙旧了。
等习惯了用假肢走路，老骆又能到处去找自己的老友叙旧了。说话间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“喂！我装好假肢啦！”他兴奋地向朋友报喜。
曾经稀松无奇的日常，如今在他眼里，就像新假肢一样，得好好呵护。
脚上的踏实感让他找到方向
被生活重重抛出轨道的，还有河源市龙川县的陈若。
陈若19岁起就辗转在家具厂、电子厂工作，还学过一年多的厨师，之后又跑起了货运，每天不是在路上，就是给商铺派发联系卡片。在他的词典里，没有焦虑和迷茫，他一心望着前方，期盼着能多拉点货，多赚点钱。
意外发生在3年前的5月，他拉着满满一车家具和陶瓷出发，在佛山和肇庆交界的高速上，通行不大顺畅，总是走走停停。一个不留神，他刹车不及，货车狠狠地撞进了前车底部，车挡和货架压在他的腿上，随后他昏迷着被送进了医院。由于货车超载，他要负事故的全责，医药费也由自己承担。
做了七八次手术后，陈若的脚还是因为感染，不得不截掉。但“幻肢”一直折磨着他——大脑仍记录着截去的肢体，因此他还能感知到它的信号，经常感觉头痛欲裂，每天要打两三针止痛针才能入睡。
更让他难受的是，平时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解决，家里人也围着他转。他很想赶紧站起来，找份工作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但几十万的手术费已经压得他们一家喘不过气，动辄几千上万的假肢费用，无疑是难以承受的。
镇上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可以享受装配假肢补贴。他很快报了名，顺利完成适配。
镇上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给陈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可以享受装配假肢补贴。陈若很快顺利完成适配。
“有什么好工作可以介绍吗？”陈若站起来，笑着问在场的人。右腿安上了假肢，他有了踩在地上的实在感，对生活也有了更多方向。
根据广东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政策，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，经评估和审核，可以在定点服务机构享受个性化适配、定（改）制、适应性训练、使用指导、效果评估、维护维修等服务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残联提供相应补贴。
同时过了辅具的使用期限，可以重新申请相关适配补贴，如假肢类可以3年一换。
四月中旬，假肢技师钟正科在指导实习生郑佳彤进行假肢组装工作。
向着希望蠕动
腰间戴着护具，双手搭在助行架上，13岁的刘漩尝试着靠上半身的力量牵引站起来，然而他的双腿却像水草一样绵软无力，抖动了一下。他赶紧调整重心，避免前倾，伴着“咚”地一声脆响，全身向后砸在了椅子上。
他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以失败告终的尝试。
生活的塌陷发生在三年前。
当时刘漩突发高烧，进了医院。经过反复转院、化验检查、吊针吃药，他的高烧还是不退，最终被送进了ICU病房，上了呼吸机，昏迷了两个多星期。
迷迷糊糊之中，他听到了妈妈的呼唤，知道妈妈给他送来了汤水，却无法回应。接着，他做了气管手术，转到普通病房。半年多后，他才被确诊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。
今年上小学四年级的刘漩，一字不差地念出了这个拗口的病名。
正是这个疾病，让他的神经损伤，脊柱向右侧弯了40°，全身从胸以下的肌肉萎缩无力，手部经过训练恢复了一些力气，但排大小便要靠导尿管和药物。姐姐只得辞掉工作，每天接送他上学，照顾他的日常起居。
在学校，笔掉了，他也没办法弯腰去捡。一到下课时间，小朋友们一溜烟跑到操场上玩，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撑着椅子，练习站立。
付艳鑫正在为刘漩和其他几名孩童弯曲的腿模具修型，修好后方能按照形状制作矫形器。
为了帮刘漩康复训练，父母花了2万多元给他定制了一套腰部护具和脚部矫形器。但矫形器无法调节关节，用了不久还坏掉了。见到刘漩的护具时，矫形器装配师吕扬扬摇了摇头，“器具的受力点不对”。
得到一个合适的辅具，有时要凭运气。
“这取决于装配师有没有真正为患者考虑。”有着20多年辅具制作、装配经验的付艳鑫说，用同样的设备和材料，不同的人做出来，效果也不一样。甚至同样一个辅具做出来了，不同技师去帮助患者试样，经验的不同也直接影响适配结果。
矫形器技师张志远用手工制作出矫形器大小腿连接处的枝条，并来回不断打磨调试。
在吕扬扬的帮助下，刘漩把脚放在矫形器上，再贴上几圈魔术贴，透明的支撑板稳稳地托住了脚板和小腿。他试着站起来，带动2斤重的“高帮靴”，一点点往前。
“关节可以旋转，比较灵活，但走几步得歇一下。”刘漩有些兴奋。他经常想着，如果自己的脚恢复了，想去家附近的超市，看看货架上又摆了什么新鲜商品，尽管家距离超市仅有几百米，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了。他还有一个梦想，当一名医生，以后也能帮别人解除病痛。
刘漩穿上新的矫形器，他试着站起来，带动2斤重的“高帮靴”，一点点往前。
每天，刘漩会花四五个小时练习走路，如今有了更称脚的矫形器，他朝着希望挪动的步子，迈得更大了。
穿上新的矫形器后的刘漩，站起来快有姐姐那么高了。
对身体可以更宽容
58岁的江霞（化名）一直守着一个秘密。
她在和平县的一家电子厂工作，同事从来不知道她穿着假肢。她常年穿长裤，假肢外头套上海绵和袜子，行走起来，和旁人没有太多的不同。偶尔有人发现她步态不稳，她便解释说，自己曾动过腿部手术，搪塞过去。
到了夏天，藏在接受腔里的腿被磨出水泡，而袜子闷出汗，更泡得脚生疼。在厂里，她不敢把假肢拆卸下来，干脆请假，躲在家里。
58岁的江霞，她常年穿长裤，假肢外头套上海绵和袜子，同事从来不知道她穿着假肢。
江霞如此小心，是担心自己肢体残缺，如果被工厂知道了，会被开除。而外界的目光更如千钧般，重重压在她心底。
“看到人就怕。”20多岁时，她因车祸失去了左腿，整天躲在家里。村里有人会在路过时，站在门口直勾勾盯着她看，异样的目光不停在她身上扫描。被盯得不耐烦了，她会鼓起勇气，瞪对方一眼。
年轻时，她在田地里利索地干活，身处是水田、池塘和山林，呆在家里之后，眼底的彩色褪成了黑白，只剩屋里的灰暗和门槛上的一点光亮。
后来，装上了免费的假肢，江霞依旧不敢出门，怕周围不安全，怕摔倒，怕被人笑话。老同学鼓励她，让她帮忙到东莞看管打理出租屋，就这样，她才慢慢走出家门。
她很珍视自己的假肢，湿了就用吹风筒吹干，再扑上爽身粉。尽管小心维护，但假肢用久了，长出了霉斑，还有折断后一层层缠上的胶带。如今，换上了新的假肢，江霞的心情舒畅了不少。
在她的认知里，假肢是让她守住尊严的一道防线。放下裤管，她又可以自如地身处喧嚣，挣得一份生活。
华南辅具中心内，假肢技师钟正科在进行大腿假肢接受腔抽真空成型工作，利用红外水平仪测量假肢模具厂的具体位置。
“很多人穿上假肢，会觉得这是假的，走路没那么好看，也担心被人看出来，有20%的人会因此选择减少交际。”付艳鑫为数千个残障人士做过假肢，她很能理解江霞们的心理障碍。
但跟人体的骨骼、关节打交道多了，她认为，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特质和习惯。
有人会晃动、甩肩，有人步型是外八字，有人是扁平足，还有很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，只是可能倾斜角度较小，从外观上看不明显。但人们往往还是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缺陷上。
“人们总是幻想一种完美的状态。”她说，或许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更宽容些。
来源：南方+
